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202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总书记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荣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回望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百年征程，有两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议需要特别关注：一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决议》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们都是在重大转折时刻对党的历史经验作出的系统总结，对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决议的深远意义越发凸显出来。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1941年开始酝酿，到1945年通过，前后历时四年多时间，贯穿了延安整风的全过程，是在全面抗战进入新阶段、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受到严峻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时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形势，迫切要求党内形成统一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当时党内思想并不统一，宗派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定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很难前进。

　　在毛泽东的倡议和领导下，《决议》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成立了任弼时主持，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毛泽东多次直接主持并参与修改。

　　《决议》对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之前这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进行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决议》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做好了准备。

　　《决议》的形成在当时起到了三方面重要作用。

　　一是尽快破除了教条主义。自我们党成立以来，党内对共产国际决议、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随处可见，教条主义盛行，忽视国情，犯了许多“左倾”错误。如何彻底清算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长期统治的恶劣影响，成为当时党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二是树立起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指导思想，真正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为了巩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宣布解散，这使得我们党必须形成一种能团结全党的指导思想，走独立自主的路线，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和政策。三是对国民党的反共舆论给予有力回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蒋介石依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不断挑起反共事端，鼓吹“溶共”“防共”“限共”“反共”言论。为了达成全党思想上的一致，对抗国民党的进攻，《决议》的形成适应了上述问题解决的需要，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

　　为了克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从1942年开始，全党进行了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历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也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决议》的通过使全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确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在理论上的历史性飞跃。

　　1981年的《决议》，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形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确立，拨乱反正工作开展，全国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与警觉的现象。一方面，极“左”思潮依然存在，一些同志对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政策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抵触；另一方面，社会上有少数人借拨乱反正之机，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夸大党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勇气作出了这份《决议》。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负责。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从1980年3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多次提出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是这个《决议》的主要发起者、设计者和决策者，在《决议》起草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作用。为了充分征求党内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范围内，讨论决议草稿。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党内大讨论，时间长达一个月。翻开《决议》的过程稿，从最初的起稿到最后定稿，就连参加起草的同志也难以说清到底修改了多少稿。不足3万字的《决议》，包含了全党的智慧和心血。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终于完成。此时，距离《决议》的最初起稿已整整22个月。

　　1981年的《决议》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回顾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历史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四条基本经验。第二部分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取得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包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等。这十条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决议》明确提出了要回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上来，并以此为“标杆”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理论基础。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文化大革命”理论依据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把毛泽东的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罪行作了严格的区分，把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作了严格的区分。这样就有力地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统一了对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后来国际国内局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证明了我们党作出这个历史决议的战略目光和深远意义。《决议》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恢复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准确地完整地界定毛泽东思想，充分表明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和研究历史仍应以党的历史决议为基本遵循，坚持党性原则，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两个《决议》是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起草工作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正如1981年的《决议》最后指出的：“一九四五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一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加强了全党的团结，促进了人民革命事业的迅猛前进和伟大胜利。……这次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将起到同样的历史作用。”

　　两个《决议》把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突出反映了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地位所采取的一以贯之的科学态度。思想上的统一，使全党更为明确“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同样，没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会有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道理。今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继续坚守初心使命。

　　两个《决议》毫不含糊地肯定党在过去取得的成绩，而且严肃提醒，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发现不足，“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决议》不仅直面错误，而且能对症下药，提出行之有效地克服错误的具体办法。今天我们学习党史的目的，正在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智慧，获得继续前行的精神力量。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乏因错误对待过去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事情。而我们党始终能正确地对待过去，两个《决议》在总结过去时始终本着为过去负责的精神，突出地表现为对过去的一切都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武断，不感情用事；总结过去时能高屋建瓴，从大处落墨，而不是过分地纠缠历史细节，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历史没有终止符，学史的目的是让“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能否正确地对待过去，是衡量总结历史经验成功与否的重要关口。两个《决议》最后都指出了我们党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对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启迪作用。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和组织基础；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经验教训，公正评价了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

　　中国共产党按照两个《决议》确立的指导思想不断探索，在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些科学理论和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全力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过程中，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今天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消费国、全球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全球第一大制造大国、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中国展现出勃勃生机，中华民族无比自信，令世界瞩目。

　　1991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一件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这个有着2240多万平方公里的横跨欧亚两洲庞大疆域的超级大国，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这一年，距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仅仅十年；这一年，距离苏共在1956年召开的20大上全面否定斯大林仅仅过去三十五年。

　　苏联共产党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震惊之余，世界各国政党、相关国际组织、各类学术团体乃至不少个体都在纷纷思考苏联解体这一前所未见的巨大谜团。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三是自赫鲁晓夫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这其中第三方面的原因是最主要的。1991年苏联亡党亡国，是苏共20大播下的全面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20大后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惨痛教训从另一个侧面衬托出中共两个《决议》的伟大和远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更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在中共百年历史上，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历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洗礼，愈发显得弥足珍贵、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