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双循环的深层含义
时间：2021-01-29 15:13:22 作者： 来源： 阅读：次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同时，2020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经济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他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指出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中的重要内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统筹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深层次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三大内涵：
·在关系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实现内循环。近两年，中美博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美国倾全国之力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触动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神经，让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如果不在关键核心领域(光刻机、芯片制造等)实现内循环，构建一条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供应链，中国企业、中国经济乃至国家安全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全面挖掘国内市场，释放内需潜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近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有了大幅提升，再加上消费观念升级，人们的消费需求、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在外部发展受阻的情况下，政府引导企业将目光转向国内市场，挖掘内需市场的潜力，在5G技术革命的引领下，大力推动物联网、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行业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内循环实现健康发展。
·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国内国际互补的双循环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虽然倡导大力发展内循环，但不是要脱离国际经济，更不是要与其他国家中断贸易往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内需的形成与供给离不开畅通的国际产业链与供应链。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与“一带一路”倡议联动，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国内国际互补的双循环格局。
“双循环”对于保障经济安全，探索新的增长空间来说意义重大。在外部形势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以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条以及实力雄厚的产业基础为依托，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实现供需循环、产业循环、区域循环、城乡循环与要素循环，可以构建一个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共生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使农村成为新的生产中心和消费中心，加快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要素在全社会流动，摆脱对国际大循环的过度依赖，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倡导以创新为重要支撑点，而创新是紧抓第四次产业革命机遇的关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创新实力快速提升，而且创新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技术引进、吸收的外源式创新转变为自主创新、创新驱动、协同创新、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内源式创新。2019年，我国PCT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越美国，达到5.9万件，跃升为全球第一。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在部分关键技术领域，我国始终没有突破技术瓶颈，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双循环”所提倡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有利于我国打破这种发展困境，切实推动“中国制造2025”目标的实现，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一、何谓双循环新格局
早在2020年7月21日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从多个方面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行了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科技领域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双循环的内在逻辑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可知，双循环指的就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充分释放我国的内需潜力，通过构建国内循环保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在“国内循环”方面，中国要打造一个系统、完整的内需体系，从各个节点进行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调供需矛盾，维持供需平衡，改善分配格局，降低个人税负，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构建一个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在“国际循环”方面，中国要构建一个国际化的产业链、供应链，借“一带一路”创建一个合作创新的网络，推动关税水平稳步下降，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与制定，进一步打开国门，推动改革开放向着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现阶段，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WTO面临前所未有之危机，导致国际形势愈加严峻，变数越来越多，迫使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进入深度调整阶段。
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国经济想要实现稳定、高质量发展的总目标，需要更强大的内在动力的支持。而且，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所依托的要素成本优势逐渐消失。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审时度势，推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我国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内需潜力巨大，因此，构建国内经济循环非常重要，而且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内大循环有可能成为中坚力量，维持经济稳定增长。
三、双循环的战略抉择
双循环就是要构建两个循环系统。循环系统本是医学领域的一个概念，一般指负责血液循环的心血管系统。这个系统由三大部分组成，分别是心脏、血管和血液，其中心脏提供动力，血管发挥通路功能，血液是输送的对象。将这个循环系统对应到“双循环”来看，“心脏”就是驱动生产要素流动的各种变革，包括制度变革、技术变革等；“血管”就是负责连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基础设施；“血液”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资金、技术、数据、知识等。
（一）“中国优势”助推双循环实现
中国之所以可以构建双循环，主要受益于独有的市场优势、制度优势和技术体制优势。
(1)超大规模市场持续提供拉力。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个市场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外资、外企，促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为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未来，这个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依然会发挥作用，保障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14亿人口，其中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形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个市场一方面吸引了大量外资、外企，促进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为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未来，这个规模庞大的内需市场依然会发挥作用，保障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2)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持续提供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很多优势，如在双循环制度建设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一是可以对多种制度工具进行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可以快速进行制度创新，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情境。在这两大优势的作用下，我国可以快速建立起双循环蓝图下的制度体系，并对该体系进行持续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很多优势，如在双循环制度建设方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优势：一是可以对多种制度工具进行整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可以快速进行制度创新，在极短的时间内适应新的情境。在这两大优势的作用下，我国可以快速建立起双循环蓝图下的制度体系，并对该体系进行持续优化。
(3)技术体制优势提供基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这些都为技术变革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拥有一支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这些都为技术变革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二）双循环下中国企业的战略选择
中国企业在双循环制度下的战略选择要注意四大事项：
第一，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持信心。现阶段，“衰退”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旋律。在此形势下，我国企业要对我国市场、制度、技术体制保持信心，相信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保持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创新领域持续加大投入，推动技术变革。从国家顶层规划来看，未来，我国将以全球制造中心和供应链中心为基础，向全球创新中心迈进。为了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家会面向技术变革出台很多政策。企业可以利用政策优势，在创新领域加大投入，与其他高科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技术攻坚，寻求技术突破，以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全球蔓延的形势下，中国企业要紧抓机遇提升技术实力，实现追赶反超。同时，企业要利用好中国在市场、制度、技术体制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随着我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我国企业不仅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掌握更多话语权，而且双循环的效率也可以实现大幅提升。
第三，积极参与“国内大循环”系统建设。由于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潜藏着很多机会，中国企业不仅应在这些市场中寻找机会，而且应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寻找机会，例如经济快速发展，公共卫生、养老健康等方面暴发出巨大的需求，潜藏着很多商机；为了保证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软硬件领域将暴发出巨大的需求，为企业提供更多机会。对于企业来说，从这些需求中寻找机会，不仅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下降低交易成本。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系统建设。首先，以“双循环”蓝图下的各项制度为依托，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与“一带一路”对接，积极参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尤其是跨国交易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次，企业要以中国独有的市场优势、制度优势和技术体制优势为依托，充分发挥我国内需市场规模大的优势，加大创新力度，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不断提升在全球市场分工中的地位。企业要以我国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丰富的专业人才为依托，在各个细分领域做到最好，逐渐掌握国际产业链的话语权。
双循环的制度框架为中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帮助中国企业找到了一条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同时，企业有组织、有规划的集体行动也可以让双循环的制度框架更加完善。
四、构建主动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我国要创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就是在国际、国内经济循环体量都保持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经济供给质量，挖掘国内潜在的消费市场，形成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不仅需要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展外资、外贸工作，而且要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刺激国内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深入挖掘国内居民的消费潜力，不断增加国内经济循环的体量，增强我国供应链与产业链的竞争力，增强国内市场对国外企业的吸引力。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推动我国经济转变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迈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被动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到主动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思想观念的转变，更是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导向的转变，这一点需要重点关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主动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需要循序渐进。
在顶层政策层面，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做好两件事：第一，从需求侧入手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增加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领域的投资，围绕刺激居民消费出台一系列政策方案；第二，从供给端入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突破经济循环建设过程中的技术限制与制度障碍，不断提升供给质量。具体来看，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的重点就是解决结构性问题以及体制机制问题。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为了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在《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的指导下稳步推进，切实深化国有企业分类改革，切实发挥公益性企业的公益功能，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功能；充分释放商业类企业的商业属性，不断扩大国有资本的规模。目前的工作重点就是放开“试点权”，全面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各项改革。
第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下降了6.8%，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36.7%，银行业的利润率增长了5%。在此形势下，国家提出了“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策略。在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问题上，需要重点防范金融企业以防范金融风险为借口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要对金融短期风险与实体经济长期风险进行有效评估，采取措施从根源上解决阻碍我国经济有效循环脱离实体经济投资、转向虚拟经济投资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五、国内大循环：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一）以稳定市场预期、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为着力点
企业家要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创新性研发等冒险性商业活动，往往需要满足以下前提：一是企业家对未来经济有美好的预期；二是市场竞争比较公平；三是企业家的产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目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大中小企业损失惨重。中小企业是最易受到疫情冲击的企业，要借助它们重振经济，就需要各级政府采取“六稳”和“六保”等关键措施，而这些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是重新树立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的预期和环境。
这就需要政府落实好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六条要求：
·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如果能将这六条要求落实到位，民营资本将再次焕发生机。
（二）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消费和投资是内需的主体，根据经济学理论，这两大主体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才能形成内需。而要使消费和投资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例关系，一方面取决于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有效衔接和动态匹配，另一方面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效率。
目前，随着市场消费的不断升级，供给侧在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第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市场中很难合理流动，且存在着不少障碍；第二，产品的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农村及偏远地区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依然存在；第三，疫情对服务市场造成较大冲击，生活服务业遭受重创，餐饮、文化、旅游、家政等行业陷入低迷，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通过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侧和需求侧能够更加有效地衔接和更加灵活地匹配，同时使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大幅度提高。
（三）以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为基础
内需是以就业和收入为基础的。目前，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中低收入群体有6亿，就业和收入问题依然严峻。
疫情期间，实体经济遭受重创，民生深受影响，社会失业率持续升高，部分劳动者收入不断下降，部分贫困人口脱贫的压力越来越大。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就业机制，鼓励人民就业和再就业，推动就业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形成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格局。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降低个人和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劳动报酬的初次分配比重，努力提高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数量，争取在未来几年内，让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使中低收入人群减半。在此基础上，还要逐步优化消费结构，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高收入人群在消费上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要努力发挥中低收入人群在消费上的基础作用。
（四）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维护市场中的作用
在扩大内需方面，政府可以发挥两大作用：一是政府通过自身采购形成一定的消费需求；二是政府通过鼓励建设和投资必要的公共项目来形成投资需求。
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健全采购政策落实机制，通过政府采购促进和引导内需的扩大；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优化公共投资的结构，将资金引入到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公共领域，如公共卫生、城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等，充分发挥公共投资作用，不断扩大公共领域的总需求。
（五）推进物流运输体制改革
就目前的国内物流来说，铁路运量只占到总运量的9.5%，水路运量占总运量的16.2%，公路运量占比最高，高达约74.3%。高速公路的运输成本要高于铁路的运输成本，后者约为前者的1/3。如果能提高物流的铁路运量比重，比如将其提高至15%～20%，就可以大大节约物流成本。建议提高铁路物流运量的比重，从而降低整体物流成本，具体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要解决物流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把铁路网覆盖到偏远地区、重点开发区和各类厂矿企业。
·进一步延伸高铁路线，将原来利用率较低的普通快车打造成物流专线，提高资源利用率。
·深化交通枢纽改革，利用多种方式进行联合运输，统筹兼顾，提高运输效率。
·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智慧交通，提高前沿技术在交通运输中的应用，实现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多流集成和高效畅通。
（六）形成内需外需兼容互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我国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建立开放型经济，在此条件下，我国市场内需的形成和供给必定与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畅通和协同息息相关。中国拥有14亿人口，其中4亿是中等收入群体，6亿是低收入群体，市场规模十分庞大。不仅如此，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进入了1万～3万美元的黄金发展阶段，拥有强大的潜在经济活力和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这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未来几年，我国自身的内循环就能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我国还可以通过增加进口贸易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促进国际社会的繁荣，进而带动全球经济复苏，实现国际经济大循环，并最终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六、新基建：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新基建是数字经济的支持，是智能经济的支撑，也是生命经济的支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人类未来文明的技术支撑。新基建一方面能够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和乘数效应。
（一）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
新基建涉及多种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5G网络、人工智能等。这些信息基础设施能够带来巨额的投资。据相关预测，我国5G商用在2020—2025年能带动10.6万亿元经济总产出，直接创造3.3万亿元的经济增加值。我国构建的5G基站能达到500万～600万座，以每座20万元成本计算，总投资规模将达到万亿元。
我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新增建设1000万台服务器，用以组建数据处理中心。如此庞大数量的服务器也会带动大量机房、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预计将能带动相关投资1万亿元。在物联网方面，我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至少建成30亿～50亿台终端联网，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万物互联，同时带动投资2万亿～3万亿元。另外，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带来万亿级的投资。对此，建议参照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的税率标准，只对新基建投资和运营企业征收15%的所得税。
（二）助推传统产业数字化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万亿美元级产业集群共有60多个，它们都能够与数字技术相结合，实现数字化转型。据相关测算，如果将数字技术引入航空、电力、医疗、铁路、油气五个领域，实现这五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假设数字技术只能使这些领域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15年内可为这五大产业节约近3000亿美元的资金，这就意味着这五大产业平均每年可避免200亿美元的不必要支出。假设数字技术能帮助这些产业拓展10%的价值空间，那么每年至少能为它们多创造2000亿美元的价值。
目前，我国消费互联网市场只能容纳寥寥几家万亿级的企业，而未来的产业互联网市场则可能容纳几十甚至上百家万亿级的企业。因此，产业互联网市场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市场，能够衍生出更多高价值的数字企业和互联网企业。
（三）完善中国创新体系，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近年来，我国的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在5G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凭借5G技术，我们不仅能参与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甚至能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自身的短板。不可否认，我们的基础研究能力远不及国际先进水平，因此要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提升实力；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创新体系不完善的短板，因此要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营造大规模创新研发的环境。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全球经济受到重创。如何走出危机？如何在疫情威胁下贏得主动？唯有科技创新才是治本之道。
我们要加快新基建建设，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大科学装置、大试验平台等；与此同时，还要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打造融合性协同创新体系，如将基础研究、区域创新、开放创新、前沿创新等相融合的协同创新体系。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激发社会创新动能，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七、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我国经济想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策略不动摇，而且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实行更加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与国际高标准的市场规则对接，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倒逼国内改革、发展与创新。
（一）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提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格局，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开放范围从东部沿海不断向西延伸，积极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二，从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第三，从履行加入WTO的承诺转向主动开放，通过主动开放获得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权。
2020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与国际市场规则体系对接，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彰显我国推行更高水平开放的立场以及维护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决心。在国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的当下，《意见》的发布不仅回应了外部的各种质疑，也坚定了各方的信心，为我国“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
（二）对标国际经贸规则新趋势
为了应对新时期的种种挑战，保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路线不动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决定 。《意见》也明确了建设三大开放高地的着力点：
第一大高地：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意见》强调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主动推广改革成果，与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加大压力测试力度，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开放范围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第二大高地：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意见》指出要赋予临港新片区更大的自主管理权，促使临港新片区实现自主发展、自主改革、自主创新，建立一个更具国际市场竞争力、影响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第三大高地：海南自由贸易港。《意见》指出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做好制度集成创新，与国际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对接，以更高的质量和标准建设开放水平更高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做好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前进。
（三）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
我国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层次，必须改变过去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模式，转向规则、制度、标准等的制度型开放。近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健全完善，积极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积极参与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意见》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越发密切，为了遏制保护主义盛行的趋势，我国必须坚定信心，维护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下开展创新，谋求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维护世界经济稳定，为应对更恶劣的外部环境、更复杂的国际形势、更严峻的国际挑战做好准备。
（四）注重统筹推进、协同保障
想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仅要妥善处理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带来的各种挑战，还要应对改革持续深入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需要统筹各方力量攻克各种难关。
为了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意见》提出“要健全重大改革特别授权机制，对涉及调整现行法律法规的重大改革，按法定程序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统一授权后，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改革试验和实践创新。健全改革推进机制，注重发挥各部门、各地方改革开放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在各类开放平台的先行先试过程中，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注重建立央地统筹、跨部门跨地区的协作机制，切实加大压力测试力度，确保各项举措有效实施”。
八、“逆全球化”下的中国方案
目前，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的强烈冲击，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迅速抬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经济形势也愈加严峻。面对“逆全球化”，我们要以高水平的开放予以反制；面对“撤资论”，我们要以改善营商环境予以反制；面对“脱钩论”，我们要以超大市场的吸引力予以反制。总之，为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要加快形成国际经济大循环。
（一）加快引资补链、扩链、强链，为全球提供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金的全球性流动已经成为不可违逆的事实。因为在疫情控制上的出色表现，我国也成为目前全球投资风险最小的国家之一。因此，只要我们坚持开放政策，不断扩大开放，就能吸引足够的产业资本进入我国市场。这不仅能打消一些外资转移产业的念头，还能迅速帮助我国实现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强链”。
2020年6月23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批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正式对外发布，并于2020年7月23日开始施行。在金融领域，我国取消了部分企业的外资股比限制，比如我国不再限制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股比；在制造业领域，我国也不再限制外商对商用车制造的投资股比；在农业领域，我国原来的政策是在小麦新品种的选育和生产方面必须由中方控股，目前这一政策已经放宽，转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充分利用好这些政策措施，就能够在全球经济发展陷入颓势时抓住新的机遇，为我国产业链的“补链”“扩链”“强链”创造有利条件。
建议进一步扩大服务业的开放，如扩大物流、研发设计、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开放，不断引进外资，吸引外企落户，形成区域产业链集群，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群。
（二）稳步降低关税水平，适度增加进口，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
不管是出口大国还是进口大国，往往都是经济强国。若我国在未来3～5年内逐渐降低关税水平，将关税从7.5%降到5%，基本保持与发达国家一致。这样做主要有以下好处：
·有效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既能够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又能够为群众消费带来实惠。
·有利于促进进口贸易，实现进出口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
·扩大进口规模，帮助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权，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获取话语权。
（三）抓住机遇加快FTA谈判，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谈判和制定
2020年7月1日，美加墨协定正式生效。为了削弱我国在全球贸易和产业供应链中的地位，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制定了针对我国贸易的“毒丸条款”。在该条款生效之后，美国很可能会继续与欧盟、英国、日本等达成类似的自由贸易协定。虽然美国想要在贸易上对我国形成围追堵截之势，但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今天，其阴谋必然不会得逞。
目前，欧美各国正陷入新冠疫情的危机之中，而我国已经基本控制住疫情，经济运行正有序恢复。因此，我国要抓住当前经济复苏的机遇，加快中日韩贸易合作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欧双边投资协定、中英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适时启动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有效促进这些谈判可以为我国带来两大好处：一是能够帮助我国打破美国的孤立和“去中国化”图谋；二是能够通过自由贸易规则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资本、产业和人才引入国内，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升各链条的韧性和竞争力，加强各国经济与我国经济的联系，建立经济互信和牢不可破的合作关系。
（来源：本文根据袁国宝所著的《双循环》一书有关内容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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