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二〇三五年目标和“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的谋划和战略部署。

　　站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的大背景下审视十九届五中全会，其深远意义愈发彰显。

　　“大变局”是目前中国官方对全球形势发展的权威战略判断，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2012年11月15日，党的十八大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到，“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2017年12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央广“中国之声”用《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标题报道后，开始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道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再次论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起全球的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认为，从“四个新”的角度：新格局、新模式、新工业革命和新全球问题 ，可以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基本含义。而把握这个论断，就能比较到位地把握世界局势。

　　一是新格局，世界格局已经由西方主导逐步转变为东西方平衡。 最近几十年，世界一直在变化。其中的一个表现是，西方国家开始衰老，主导力下降，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力量开始崛起。一百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快速的进步。期间，我们认真学习了西方的优秀经验和制度安排。一百年前，五四先贤就提倡科学和民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习先进经验，发展市场经济，逐步具备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此外，我们还建立起社会主义法治。中国逐步开始崛起了。

　　二是新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 近代史是一个人类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叫现代化。过去成功的现代化案例和经验基本上是西方的，因此成功的现代化模式一般认为都是西方模式。但是近些年国际理论界已经看到，中国的现代化初步成功，而发展模式却和西方模式，包括英美模式、德国模式、荷兰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不一样，具有自己的特点。西方开始承认，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一条路径和一个模式。西方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打破。

　　三是新工业革命，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过去西方在生产力方面遥遥领先的局面。 近代史上西方最重要的进步是工业革命。工业化是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进程，其关键点就是工业革命。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全是西方引领的，其结果是西方的生产力领先，产业和技术先进。相反，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没有完整地抓住一次机会。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西方如火如荼地进行时，我们处于乾隆王朝；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清朝开展洋务运动试图跟上，但是最终失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半段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参与，但所幸在计算机革命的网络化阶段抓住了机遇。在未来的“5G+物联网”阶段，中国还有领先的势头，这也是现在美国打压中国的一个原因。

　　四是新全球化，这将导致人类的相互依存性不断加强。 全球化给予我们诸多便利，但也带来许多问题，例如网络管理问题，例如虚拟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实体经济，导致虚拟经济太膨胀的问题。此外，全球化还产生了超级资本。有学者统计，在2018年，如果把跨国公司和国家一起按生产总值排名，前30名里有17个跨国公司，只有13个国家。因此，全球化下，超级资本的规范和制约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另外，随着人群的密集，疾病传播的速度将更快、影响更大。总之，伴随全球化进程，全球问题正不断增加，对全球问题加以治理十分必要。与此同时，这些全球问题也成为了世界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

　　大变局下中国有何竞争优势？

　　一是中国政治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朗。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存在政治稳定方面的问题。 例如，现在欧洲左右翼分化严重，难民也引发了严重的问题。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70年摸索，中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基础上，我们有信心保持政治稳定。

　　二是中国经济还将保持10到20年的中速增长。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中国经济增长速率不至于像欧美日等国家，降低到1%—2%。中国经济还将在接下来20年保持每年5%—6%的增长速率。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有三个西方没有的优势：后发优势、人口红利以及工程师红利。

　　三是中国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进入世界第二梯队，并将经历大爆发。 现代国家的核心力量是科技与军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水平决定产业水平，决定竞争力。经过70年发展，中国的科技进入了世界第二梯队，并且未来十年，中国科技还将经历大爆发。军事力量是国家博弈的最终手段。经过70年发展，中国军事也进入了世界第二梯队，未来十年也一定会大爆发。

　　四是中国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制造业，而且体系完整，创新能力强。 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决定国家的地位和命运。新中国最伟大的成就是让国家工业化，掌握了现代制造业，从而让中国可以自信地立于现代民族之林。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很大，2010年制造业总产值超过美国，这是美国以前的对手都没有过的。 美国自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以后，曾面临五个“老二”：英国、德国、苏联、日本和欧盟，这五个国家的制造业和发电量都没有赶上美国，但中国是唯一的例外。

　　在变动的时代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机遇是给有准备的国家的。 对于中国而言，变动的时代有挑战，但更有机遇，并且最大的机遇大概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如果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中国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领先者，其必然的结果是这几百年来世界生产力布局的深刻变化。

　　新冠肺炎是2020年最大的一只黑天鹅，对整个人类而言是巨大的挑战。新冠肺炎，是人类面临的第一次非传统安全威胁世界大战。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目前有213个国家和地区受新冠肺炎影响。

　　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亮眼全球。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的标志。

　　“病毒突袭而至，疫情来势汹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决心，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用1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用2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进而又接连打了几场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歼灭战，夺取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此基础上，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取得显著成效。”

　　“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慧和力量。我们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宣布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向32个国家派出34支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从3月15日至9月6日，我国总计出口口罩1515亿只、防护服14亿件、护目镜2.3亿个、呼吸机20.9万台、检测试剂盒4.7亿人份、红外测温仪8014万件，有力支持了全球疫情防控。”

　　“抗击新冠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自觉担当，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新冠肺炎首先在中国的武汉爆发，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为抗击新冠疫情，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放眼全球，中国是目前唯一有效控制疫情并迅速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2020年唯一能够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十分严重。目前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疫情十分严重。美国、欧洲、印度、巴西都是重灾区。中东、俄罗斯疫情也十分严重。特别是美国和欧洲，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的冲击，已处于失控状态。欧美国家由于受美国的影响，将抗击疫情政治化，加之根深蒂固的种族傲慢、文化傲慢、制度傲慢、资本至上等原因，消极对待甚至是对疫情实行“全体免疫”，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之间左右摇摆，致使疫情愈演愈烈。目前还看不到战胜疫情的前景。

　　目前，中国、美国、德国等国家都已研制出了新冠疫苗，并已开始在部分人群中接种，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较长时间来检验，因此，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将持续数年。世界经济2020年毫无疑问会下降，美、日、欧等三大经济体的下降幅度会更大。由此带来国际贸易陷于停顿，人员往来停顿。需求不足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也是大概率事件。而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恢复经济发展势头的中国成为全世界经济发展仅存的希望。

　　从长期来看，疫情将使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受挫。美国特朗普上台后，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大打贸易战，动用国家力量并纠集其盟国对我国的华为公司进行疯狂打压，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被人为割裂。而现在欧美因疫情冲击，市场萎缩，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欧美采取的政策是病没治好就开始复工，会让病毒长期肆虐，经济会受到长期干扰。因此，经济全球化会在此影响下会进一步受阻，但经济的区域化特征会突显出来。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包括东盟十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总人口达22.7亿，GDP达26万亿美元，出口额达5.2万亿美元，均占全球总量约30%。RCEP自贸区的建成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美国的不断退群、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让世界深受其害。而中国在抗疫中的卓越表现和负责任的大国担当精神越来越受欢迎。这些因素，都加速了RCEP的诞生。

　　一是直接影响美国大选结果。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的冲击，很多政治观察家都认为特朗普会赢得选举。但自新冠肺炎3月份在美国爆发以来，特朗普政府的应对堪称灾难。淡化威胁、不隔离、不戴口罩、甩锅中国、病毒肆虐时要求恢复经济、不听专业人士的建议等等，甚至提出用消毒液注射到体内的荒唐建议。美国目前的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1800万，死亡人数已超过30万。到2021年新当选总统拜登上任和特朗普离任之时，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增加。糟糕的疫情应对、不断下滑的经济、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引发的族群撕裂等叠加在一起，使特朗普输掉了11月的美国大选。

　　二是影响各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在应对新冠疫情上的糟糕表现，使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严重受损。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医疗卫生条件最为发达的国家，其应对新冠肺炎的灾难性表现让全世界大跌眼镜。欧盟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表现也令人失望，欧盟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都是下降的。尽管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手段抹黑中国、甩锅中国、甚至提出向中国索赔，而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亮眼表现在全世界有目共睹。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与中国越走越近，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疫后会进一步上升。RCEP的签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美欧等国要想尽快战胜新冠疫情，恢复经济，离开了中国的支持和合作，是无法做到的。

　　三是加速观念的转变。中国人对西方的崇拜感会下降。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时开始接触西方。此时的西方如日中天，中国与之差距很大。导致中国民众尤其是精英对西方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认识。甚至有的人形成了奴性，跪着起不来了。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应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国人进行了一次无比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在抗疫中展现的治理能力、硬实力、社会凝聚力让欧美国家望尘莫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现无疑。西方的优越感在此次疫情的检验下荡然无存。

　　作为世界舞台上两个最活跃的主角，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及其发展趋势对全球局势的影响不言而喻。而2020年11月进行的美国大选将决定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这四年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四年也是中国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头四年，中美力量对比将发生进一步变化，中美各方面实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美博弈将更加激烈复杂。因此，美国大选将深刻影响百年大变局。

　　一是中美关系空前严峻。其标志是全面倒退，严重恶化。特朗普上任以来，从战略到战术，从全球到地区，从空间和网络，从国际政治、意识形态、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到经济金融、贸易产业、科技教育、外交人文，全面对华施压、打压、遏制、围剿，甚至不断构筑所谓的国际和地区反华包围圈。过去中美之间虽有矛盾分歧，但对话交流互动基本得以保持，奥巴马时代中美两国有大大小小不同形式的对话140多场。而现在中美官方关系已基本中断，双方之间已经没有正式对话。尽管中方多次表明态度，但华盛顿置之不理，美国当局特别是蓬佩奥之流的极端反华鹰派政客，几乎每天都在发出恶化、毒化中美关系的叫嚣，采取打击围堵中国和企图与中国脱钩的行动，导致中美关系陷入了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对抗冲突。如果继续恶化下去，中美关系的后果不堪设想。

　　二是中美关系空前复杂。过去的中美关系相对简单，彼此主要是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方面的关系，但目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扩散到各种话题。中美关系既有官方的，也有大量民间的，既有政治、外交、军事、安全方面的关系与纠葛，更有经济、金融、贸易、产业、科技、航空、旅游、教育、人文、信息、传媒等方面的紧密关联。在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和市场方面，中美关系更加错综复杂，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以割舍。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都在不同程度影响和决定着中美关系和中美利益。美国当局提出与中国脱钩，甚至不断威胁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实际无法推动。特朗普的对华经贸打压，更多伤害的是美国、美国工商业和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成了美国舆论的笑话。

　　同时，中美关系已经远远不只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而早已成为直接影响世界的重大关系。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密切关注，试图从自身利益出发影响和改变中美关系。在美国千方百计威逼利诱和拉拢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在想方设法浑水摸鱼，从中渔利，彼此时不时形成反华的大合唱和小合唱，典型国家是印度。一些国家和地区挟美自重，与中国作对，或主动策应美国，典型国家是澳大利亚。这些恶劣表现近年来不断暴露。所有这些，都在影响着中美关系。

　　三是美国大选过渡期的中美关系空前尖锐和危险。此次大选，虽然拜登赢了，特朗普输了，但两者的普选票数相差并不大，拜登并未获得绝大多数。从美国大选结束到2021年1月20日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就职，是中美关系的高度危险期。基于特朗普的个性，特朗普政府还会采取许多难以预料的手段对中国进行挑衅，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如果触碰到中国的底线，中美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大。特朗普奉行极端主义，代表了美国一股不可忽视的极端势力、反华势力。中美关系的空前紧张、恶化和尖锐，已经不仅仅限于官方层面。近年来，在美国政界和媒体舆论层面，即便是民主党内也有一些政客和媒体不断对中国的人权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内政问题颠倒黑白，横加指责；他们与共和党的反华势力同流合污，不时煽动反华遏华。在国会层面，共和、民主两党议员近年来炮制了一大批反华议案，其数量之多和程度之恶劣前所未有。在思想和智库层面，一些智库不断提出所谓的对华战略报告，对中国恶毒攻击，竭力鼓噪反华遏华。美国军方以及经济、金融、产业、科技和信息网络界的一些企业和个人，也基于阴暗的心理，力主封锁、打压和断供中国。美国的情报部门更是不断抛出所谓的“机密情报”，诬指中国为“美国乃至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制造中国威胁论，污名化中国。所有这些，都造成美国的对华敌对和中美关系的尖锐紧张。

　　可以预料拜登上台后美国会发生变化，中美关系也必定会有所变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内政外交上从来就有分歧，特朗普与拜登的内政外交政策更有分歧。拜登会重回多边主义和民主党的常规政策，气候变化上重回巴黎协定，亚洲重回TPP。会更加重视气候变化、人权、金融稳定等等议题。安全问题上会亚洲、欧洲并重。在中美关系上拜登仍会把中国作为对手，但在处理方式上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极端，中美关系总体上十分严峻的关系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拜登上台后，有三点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拜登所关切的是美国，其所言所行和所代表维护的，也必定是美国的根本利益，而非中国的利益和关切；二是拜登会以其精明老道和全面盘算行事。他不是目光短浅的商人，而是美国资深政治家和战略家，他会谋求全方位的运作，包括改善和拉紧与盟国的关系，对华一起发力而不会单枪匹马对付中国。即使出现美国对华关系的暂时放松、言论放松未必等于长期放松和实质性的缓和；三是拜登严重受制于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大选以来特朗普及其鹰派幕僚一直在给他设套设局，试图让其执政后想有所作为也难以有所为。在抗击新冠疫情、经贸问题、气候问题、伊核问题等方面，拜登政府有可能与中国对话与合作。但这些显然不是拜登执政的优先事项。如何应对美国国内的政党及族群分裂、严重失控的疫情、不断下滑的经济，才是拜登政府的当务之急。

　　对中国而言，任何时候需要坚持的是着力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是指望白宫和华盛顿的人事变动，或者揣摩和指望美方对华政策的积极变化。

　　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深刻调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错综复杂。从国内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条件，也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党中央召开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究“十四五”规划问题，描绘国家未来发展蓝图，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对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响亮回答。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突显。